【文物背后的故事 】吐鲁番学的研究课题与展望——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之三

吐鲁番学的研究课题与展望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之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孟宪实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荣新江

吐鲁番学的发展历程，每一次进步，都与新的资料公布有关。研究资料代表的是研究对象和基础，这种现象应该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吐鲁番学而言，新资料对研究的推进，从时间上看，几乎每过若干年就会有新的推进。这充分显示了吐鲁番学的特点，年轻而富有前途。新出资料不仅本身满带新信息，更重要的是新资料往往能够激活旧有资料的信息。新旧资料的对比、连带等关系的存在，使得新资料从来都会再一次带动对旧有资料的研究和认识。最近一两年来，我们一直在整理近十年新出的吐鲁番文献资料，同时也参考过去发表的文书，考虑一些新的课题，我们相信新旧资料放在一起，一定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以下就我们考虑的一些问题，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略表浅见如下。

吐鲁番学发展至今，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地方历史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以往了解吐鲁番的历史，只能依靠传世史籍。但是，在中原本位的史书记录系统中，西域的历史记录往往是十分贫乏的。唐朝以前的吐鲁番历史，主要写在西域传中，笔墨不多是基本特色，简单的描述仅仅给人以很粗浅的印象。但是，自从有了吐鲁番文献，吐鲁番的历史很快丰富起来。现在我们对于十六国时期的吐鲁番的了解，和过去相比有了根本的改观。

前凉占据高昌，设立高昌郡，这个问题的解决依赖罗布泊发现的李柏文书。此后，此地经过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的统治时期。一系列古代年号的发现，对于理解当地政权易手的情形给出了很重要的证据，虽然不是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是至少比以前要明确多了。北凉后期河西走廊的战乱直接影响了吐鲁番地区，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之中，吐鲁番深深卷入其中。如果没有《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和河西走廊的佛教写经在吐鲁番的发现，北凉灭亡后余部转移高昌所给予高昌地方带来的巨变，我们至今也无法了解。佛教一贯的从西向东的传播路径，在这个时候、这个地域忽然出现了逆转，河西走廊的佛教传入高昌。不仅如此，由于大凉移民的进入，加剧了吐鲁番盆地的两个政治中心的冲突，高昌终于兼并交河的车师王国，吐鲁番盆地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统一。

《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局部

北凉残余势力在吐鲁番建立的流亡式的王国体制，为后来的各个姓氏的高昌王国打下了基础。高昌郡时期的吐鲁番本来就在河西的统治之下，属于河西文化的一部分。而从北凉建立的大凉王朝开始，各个高昌国都继承了北凉带来的河西文化传统。大约也是从大凉王朝开始，吐鲁番地方盛行的墓砖写作、追赠制度和丧葬礼俗，无不打上河西文化的烙印。中国历史的皇帝制度时代，各地的联系并不都是帝国州县一体的，王国在分裂时期的存在，与皇帝制度的衔接，都反映了当时特有的政治状况。高昌国经历阚氏、张氏、马氏到麹氏，虽然现有的出土文书并不平均，但是为我们了解皇帝制度下的王国体制，还是给出了最生动具体的证明。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的记载，同样一个高昌，简直判若两国。

洋海墓地位于高昌城东面的高宁县境，这里是河西王国在高昌地区设立郡县制度较早的地区，因此也是中原文化传播较早的地区。在新清理的两座洋海的墓葬中，发现丰富的前凉、北凉和阚氏高昌时期的文书，改写了部分高昌郡的历史，大大补充了阚氏高昌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史，相信这里丰富的墓葬还会填补更多的历史空白。

在高昌王国时代，麹氏高昌（502－640）的信息我们了解最多。通过出土文献，我们不仅可以基本复原它的纪年系统，甚至了解到它的许多制度和政治。通过《麹斌造寺碑》，我们知道这个小王国是如何臣服突厥的，甚至知道突厥给了高昌王什么样的官爵。通过张雄墓志和其他文书资料，我们知道了这个王朝晚期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政变，也了解到这个政变对于这个小王国后来的深远影响。高昌王国的制度，许多来自中原，但是它也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改变。比如，高昌虽然实行郡县制度，但是它的郡县不统属，跟中原的同一制度并不相同。总之，很多在原来传世史籍中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今通过出土文书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吐鲁番出土文书解决了传世史籍记载的错误，填补了史籍的缺失，丰富了我们对当地历史的认识。不仅如此，后来的出土文书，还会进一步推进对先出文书的认识。罗振玉、黄文弼早年排列的高昌纪年表早已过时，因为新出的文献大大丰富了这个课题。嶋崎昌的《麹氏高昌国官制考》，曾经被看作是奠基之作，但是经过荒川正晴、白須淨真和侯灿的研究，因为利用了新出土文书，已经有了很大超越。而从前所知甚少的高昌经济制度，经过関尾史郎的研究，获得了极大的进步。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则有卢开万、程喜霖、谢重光和冻国栋等人的论著。后浪推前浪的情形还在不断进行着，因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一直在不断地涌现。在新出文书和墓志继续提供给我们研究麴氏高昌王国政治、制度、经济史方面的材料的同时，在交河沟西、巴达木两处墓地都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胡人墓葬，使我们对于高昌粟特及其他中亚胡人在高昌的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粟特研究的热潮到来之际，吐鲁番仍将提供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题。

最早对吐鲁番地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著作是荣新江撰写的《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载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合著的《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年），但因为是通俗性质的书籍，没有学术注释。関尾史郎和自己的学生青木茂对这部中文著作的专章进行了翻译，并且加以注释，于是完成了很标准的学术化加工。侯灿的《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收录高昌研究十二篇论文，涉及到高昌官制、郡县考证和纪年问题等研究，属于论文集而不是有内在联系的专著。王素有一个庞大的高昌史研究计划，如今已经出版的《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和《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是现在高昌史研究的最系统专著。田卫疆主编的《吐鲁番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于众人之手，体制上属于描述性质。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也属于相关研究著作。不断出现的新资料为高昌通史的撰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希望王素的《高昌史稿》其他各编早日完成，也希望能有更多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以推动高昌史研究的进步。

公元640年，唐太宗发兵灭高昌王国，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西州历史的研究，看起来也属于地方历史的研究，但是因为唐朝前期律令制度清晰，执行力度有保障，所以西州历史其实也是唐朝前期的地方历史，至少是当时边州的一个缩影。这样的西州历史，因为缺少同时期其他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相对完整的参照，于是西州历史的研究就远远超出了地方历史的意义。现在的研究表明，了解唐朝前期的许多制度，都离不开对西州历史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运用吐鲁番文书考察唐代的均田制问题，至今已经形成了惯性，如果没有对吐鲁番文书的分析、理解和运用，要考察均田制以及相关问题，就会给人以不可靠的印象。所以，现在出版的有关土地制度方面的著作，无不涉及大量的吐鲁番文书研究。这方面，日本学者走在前面，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制》（岩波书店，1975年）和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是代表作。后者，特别是把相关文书资料汇集在一起，不仅对具体文书的考订十分精到，而且十分便于读者的使用。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1993年）、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都是很重视对文书资料的利用的。当然，因为吐鲁番文书公布的时间有所不同，对相关研究的影响也比较大，比如堀敏一能够利用的吐鲁番文献还是很有限的。同类的问题还有府兵制度的研究，如果研究唐代府兵制度而不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现在很难再有新的创获，所以孙继民研究唐代军事制度的专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才会直接把研究资料写入书名之中。在法制史的研究上，吐鲁番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那当然也是大唐帝国的法律制度。新出吐鲁番文书已经开启了重新探讨唐代制度的大门，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利用旧岀文书对某些制度的解读。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依然以官府文书为主，考察官府特别是地方官府的行政运作，吐鲁番文书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代的其他地方，无论当年比西州如何繁华和重要，如今在提供研究资料上，都无法跟吐鲁番相提并论。当年的一个边远州县，如何随着唐帝国的节奏起舞，我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看到了大量的生动例证。所以，李方的大作《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的完成，不得不归因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为其他地方州县确实没有提供这样的研究基础。必须再一次说明，这些研究，看起来还是吐鲁番地方史，但是本质上属于唐朝历史。对此，関尾史郎的《西域文书からみた中国史》（山川出版社，1998年）的研究视角可以证明。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最近整理出版的《天圣令》所保留的唐令，这是唐朝国家政令最集中最权威地一次重要发现，而理解这些唐令，单单凭借令文本身是不够的，能够提供最多的佐证资料的，非吐鲁番出土文书莫属。因此，从制度史到社会史研究，《天圣令》保存的唐令与吐鲁番文书相互发明，相互印证的研究，将开启唐史研究的一扇大门，前景光明无限。

《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于是吐鲁番出土的文献中保存了许多中西交通史的资料正在情理之中，相关研究的推进也是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高昌国际贸易的往来商品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而高昌提供的文书表明，因为高昌在收取交易税确实大有好处，所以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历史记载高昌反对焉耆另外开辟通往中原的道路，甚至不惜因此发动战争。在这方面，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堪称代表作，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都在某些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所推进。最近新出的阚氏高昌送使文书和唐天宝十年西州客馆文书，再次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一定会推动相关的许多方面的研究。

另外，过去比较多地从观念史加以探讨的随葬衣物疏，其实从东西方物质文化交往的研究上也会提供新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衣物疏中每件物品的来历和用途，这既是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东西文化交往研究的新视角。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揭示的古代世界与传世史籍记录的历史有着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传世史籍的记录体现着中央集权的基本精神，地方永远处于中央的领导之下，记录中央的文字当然要大大超过关于地方的记录。所谓大事记录原则，其实永远需要地方服从中央。出土文书不同，它是当地真实地反应。这些文书的存在，只是地方行政运作的材料，并没有准备留给后世作为历史研究资料，于是文书不仅作为史料的真实性特别可靠，而且给我们看到了在传世史籍中往往看不到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基层政府组织和基层社会。这就是说，出土文书成了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而这个方面在传世史籍中是最欠缺的。

《高昌墓砖墨迹》

在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中，有一批墓砖墓志资料。这些资料记录墓主的生平事迹，主要是历官与婚姻，于是相关的墓志资料，就能够提供一些家族的信息。白须净真先生就是从这些墓志资料入手，来考察高昌大族问题的。毫无疑问，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讲究门阀的士族时代，任何政权都会与一些特定的大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这个研究不仅对于了解社会史大有帮助，而且对于了解高昌政权的某些特性也提供了重要解释。唐朝统一高昌以后，高昌的原有大家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白须研究了唐朝针对高昌旧豪族的移民政策，之后，他继续研究唐代吐鲁番的豪族问题，发现在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高昌旧豪族的地位获得回升。但是，白须的研究并没有到此止步，随着唐朝整个社会士族的衰落，西州的豪族情况如何呢？白须根据张无价家族的状况，在西州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总之，白须净真的豪族研究，贯彻了从高昌到西州两个历史时期，为同类问题给出了一个边地豪族兴衰的历史素描，给人的启发极大。白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过去出土资料较多的张氏家族，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我们可以继续讨论麴氏、宋氏等大家族的情况，这无疑会更加深入我们对高昌豪族社会的认识。

当然，吐鲁番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豪族历史。政府基层组织与社会的交界处，从来是社会史研究所重视的，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双方如何互动都要在这个边界上进行观察。吐鲁番在高昌和西州时期，社会的主体民族是汉族，但是其他民族同样杂居其间，民族之间、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当然也是重要的历史考察焦点。高昌的传统到了西州时期命运怎样，当代表中央的中原文化进入这里的时候，原有的文化是怎样转化为社会传统的呢？这显然也是让人大有兴趣的问题。任何时候，传统与现实，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法律与风俗，凡此等等都是社会史比较重视的课题，而在同时期没有其他地方能够提供这类观察材料的时候，吐鲁番学要承担的任务就远远超出了吐鲁番本身。以唐朝的西州而言，因为其他地区没有吐鲁番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料出现，研究西州社会史，不仅对于理解西州社会有意义，对于理解整个唐朝的地方社会都有参照价值。随着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社会史的研究一定会引起更多的研究者重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预期的。

本文只是粗线条地回顾了吐鲁番学的一些问题，不是详细的学术动态描述，或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

来源：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

编辑：郝丽萍

审核：文志辉 李艳芳

终审：孟晓明 王立三